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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权“大泉当千”铸行始末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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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上个世纪80年代末,我在登封大金店一家废品收购部里购得一串用制钱编织成的“鞭子”——一看就是乡间孩童玩过的玩具造型。其中绝大部分是常见的道光、乾隆钱,不过在鞭尾梢部却编结了一枚大钱(见图)。经多位泉友鉴证,这竟是一枚不多见的三国时期吴国孙权铸造发行的“大泉当千”虚值大钱。一时间,该钱也成为泉友圈中的谈资,我为此兴奋良久,并激发了我对这枚钱币的探知**


  公元222年,孙权依靠江南豪族割据东南半壁江山建立了吴国。229年,他正式称帝,设置郡县、设聘百官,安抚百姓,“铸山为铜,煮海为盐”,政治逐步趋向稳定,经济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,在乱世中把个霸业经营得有声有色。


  但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是人丁缺乏、财政困难。东汉末年先后爆发的黄巾军农民起义和董卓之乱,把个汉光武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汉代祖业搅得“周天寒彻”,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。


  在这种情况下,孙权虽然也和曹操一样实行屯田,且规模很大,仅次于北方的曹操,以这种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。但连年军阀混战,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社会的运转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。孙权的地盘上虽然有**的冶山、扬州的大小铜山,不缺资源,但缺劳动力,尤其是从事开采和冶炼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力。孙权曾派手下大将卫温去台湾,不是去占地盘,而是掳掠劳动力,可见当时缺人缺到何种程度。


  人少,盘剥对象也就少,造成东汉末年各个割据势力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困难,整个社会闹钱荒,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“恶钱”,如董卓的“榆荚钱”,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、剪边五铢、侵轮五铢等等,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多个使用。


  靠铸大钱解决财政困难的,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,汉献帝建安十九年(214),刘备攻打益州,为解决军需,铸“直百五铢”。用铸造两个五铢钱使用的原料铸出的钱,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,这实在和抢钱无异。


  不过,首先发明这种把一个钱变着法当若干钱使用的“面值货币”的人,并非刘备,而是王莽。王莽在西汉居摄二年(公元7年)第一次改革货币,发行了大钱、契刀、错刀三种大面值新货币,分别折合五铢钱五十、五百和五千,此后多次“币改”,各类大面值货币改头换面,却始终存在。当时有批评者指出,他铸造的大钱“大泉五十”重不过十二铢,却要当五十倍使用,因此王莽的货币改革被人贬为“瞎胡闹”。


  由于钱币不断减重,相邻的蜀地又通行起虚值当百钱,铸造自己的货币成为吴国当务之急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权传》有两项记载:一是“(嘉禾)五年(236)春,铸大钱,一当五百。”二是“赤乌元年(238)春,铸当千大钱。”就当时来看,孙权至少铸造过这两种钱。


  孙权的“大泉当千”是继王莽之后铸造的又一虚值大钱。目前所发现的“大泉当千”钱,最早的铸于公元238年,最晚是公元246年,早期的较重,也不到三十五铢,后期的则不足二十铢。


  历史上往往钱币减重或者大额钱币的出现,都会引起私铸(投机行为)。刚开始,官方铸造的“大泉当千”径一寸四分,重十六铢,还比较规矩,像个样子。后来,你也铸,我也铸,一发不可收拾。而私铸钱更恶劣,有缩量的,有减重的,恶劣到家的甚至有铸出来的“大泉当千”钱只比普通五铢钱大一点,重一克多,却要当一千个普通五铢钱用。江浙民间更有仿制盗铸的“大泉二千”、“大泉五千”钱,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“大泉当千”版别繁多,五花八门。事情到了这一步,不闹出恶性通货膨胀才见鬼了。据说当时有些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,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。


  值得一提的是,笔者介绍的这枚“大泉当千”,是在河南省登封县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拣选的。登封在中原腹地,属曹魏地盘,离魏国的国都洛阳很近。令人称奇之处正在于此,“大泉当千”怎么会跑到敌国的腹地来?一个解释是,当时“大泉当千”铸造的数量很大,难免有漏网之鱼;另一个解释是,当时各个敌对政权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,铜钱实在太重,如果有大宗交易,一个钱当一串钱花的大钱携带方便,偶尔用一个,也是有可能的。据笔者了解,曹魏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铸行虚值大钱的,至于这一枚大钱是通过贸易还是走私流入中原的,就需要进一步考证了。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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